數千年來,亞洲文化一直十分看重所謂的 “面子”。生活在美國的亞裔美國人同樣被 “成功者” 的刻板印象壓得喘不過氣,卻只能忍氣吞聲。

史安妮(Annie Shi)今年20歲,對她來說,沒有什么比小時候和媽媽坐在一起上鋼琴課更恐怖的事情。每次沒有彈好,她都能夠感受到媽媽身上散發出強烈的怒氣與不滿。她知道只要下課后一進車里,她媽就要開始罵她。可是在老師面前,她的媽媽會始終保持冷靜,面帶微笑。

這應該是史安妮對于 “面子” 這一文化概念最早的印象之一。面子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心理概念,但是歸根結底,它代表的是你在別人眼中的形象。要維護你和你的家族的榮譽,你就必須努力保住面子。而丟臉則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史安妮的媽媽當著鋼琴老師的面對她破口大罵,那就丟臉了;史安妮彈錯音符,也是一種丟臉的表現。

面子這個東西由來已久,早在 公元前四世紀,中國人就已經在談論面子問題。而今天,面子不僅漂洋過海來到了現代美國,還和近半個世紀剛剛出現、令無數亞裔美國人頭痛不已的 “模范少數族裔神話”(model minority myth)成功會師。自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亞裔美國人就成了成功移民的代表人群。在模范少數族裔神話看來,所有的亞洲人都勤奮努力、謙遜有禮、以家為重,在子女教育問題上更是堪稱典范,養出來的小孩個個出類拔萃,不僅古典音樂不在話下,而且最后都去了常春藤盟校學習工程專業和醫學專業。

這種神話在很多方面都是很有問題的,首先亞裔美國人也是一個由多種族裔構成的群體,但是模范少數族裔神話把這個群體籠統化,并把他們和其他少數族裔進行對比,且無視亞裔美國人每天都在遭受的歧視。當模范少數族裔神話與認定維持光鮮形象高于一切的 “面子” 結合在一起時,就會給年輕的亞裔美國人帶來巨大的壓力。在他們竭盡全力保全面子的時候,就可能出現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

“模范少數族裔神話讓整整一代年輕人出現抑郁癥和自殺傾向,因為他們周圍的每一個人都要求他們變不可能為可能,” 史安妮說,“而且這種標準會越來越高,因為總有些年輕人真的能夠完成不可能的任務。他們的成功是以受苦為代價,但他們并不會談論這些問題。”

現年27歲的安娜(Anna)*生活在紐約,她清晰地記得自己的媽媽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常常把 “面子” 掛在嘴上。“她動不動就說,‘那個誰誰誰怎么能這樣?他們還要不要臉?’”

安娜的媽媽并沒有告訴安娜什么叫 “要臉”。雖然安娜并不確定面子到底是個什么東西,但她知道這個東西很重要,她要不惜一切代價保住它。“我盡量不去做會讓我丟臉的事情,” 安娜說,“我知道對于我的父母來說,面子極其重要,我也非常尊重他們,所以我會努力維系他們的臉面,雖然我也不明白這究竟是什么東西。”

要理解這份壓力之深重,首先你得明白面子是一個多么根深蒂固的概念。在很多的文化中都有各自版本的 “長臉” 和 “丟臉”,但是面子在亞洲國家扮演著尤為重要的角色,因為亞洲人非常重視人際關系、社會角色和 等級制度。魯迅就稱面子是 “中國精神的綱領”。

進入20世紀,隨著西方與中國的接觸逐漸加深,越來越多商人和外交官都會提到這個讓人摸不清頭腦的 “面子”,他們說面子這東西好像支配著中國社會的人際關系。起初。西方人認定 “面子” 這個概念是不可譯的,“在英語中,以前并沒有 ‘丟臉’(lose face)這個表達,這個說法是在19世紀才開始從中國傳進來。” 英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化心理學教授史蒂芬·海因(Steven Heine)說。

克麗絲蒂(Chrysty)*現年24歲,她是一位馬來西亞華人,現居都柏林。她說因為她的媽媽是未婚生子,所以她從 “開始懂事起” 就學會了如何保全面子。

模范少數族裔神話讓整整一代年輕人出現抑郁癥和自殺傾向,因為他們周圍的每一個人都要求他們變不可能為可能。

在她小時候,雖然已經到了上學的年齡,但她的媽媽并沒有送她去上學。她成天都在她外婆家里待著,而她的外婆又在家里開了一個小托兒所,照看別人家的孩子。每次其他家長來接小孩,克麗絲蒂就會躲起來,以免被其他家長看見。因為要是他們知道她沒有上學,那就會丟了他們家的臉。

“我從小就知道在外人面前要如何表現,才能避免他們對我說三道四。” 克麗絲蒂說。

在中國,face 這個東西分為兩種類型,一種叫 “臉”,一種叫 “面子”。面子是一個人的社會名望或者社會地位,是其他人給予和感知的。臉則更多關乎道德,以及靠永不犯錯而從他人身上獲得的尊重。

西方人的自尊或者名譽會受到他們對自身的看法的影響,但是面子這東西完全取決于別人對你的評價。社會要求你應該怎么做,你在他人眼中是否扮演好了自己的社會角色,這些都和面子緊密相連。

在近年的心理研究中,研究者打造了各種實驗來比較東亞人與西方人在看待自我方面的不同。2010年,伊利諾伊大學的多弗·科恩(Dov Cohen)進行了一項實驗,他讓來自香港和美國的學生接受一次創造力測試,但是他們故意對測試結果動了手腳,使一些人的分數格外高,而其他人的分數則非常普通。

在給被試者看測試結果時,他們會故意把一些人的分數 “誤傳” 到其他人手中。最終,組織者要求被試者對自己的創造力進行打分。結果中方被試者給自己打出的分數,明顯受到了 “自己的分數被別人看到” 這件事的影響。也就是說,如果其他人看到他們的分數平平,他們就會給自己打出普普通通的分數,哪怕他們覺得自己其實很有創造力。相比之下,美國人則不受其他人的看法的影響,并且給自己打出高分,哪怕他們的成績也被別人看到。

“你是什么人,取決于你覺得別人是怎么看你。” 海因說,“這就是面子的關鍵。重面子的人非常在意他人,并且很想知道別人對你的看法。”

至于面子的起源,普遍認為是源自有著悠久歷史的、相互依存的社會結構。在這樣的社會中,群體比個體更重要。會有這種觀念,部分源于儒家思想對家庭、尊敬和秩序的重視,但也可能是受到其它社會和環境因素的影響。

丟臉并不會產生個體影響,相反,它影響的是我的整個家庭。

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是芝加哥大學的一位行為科學專業副教授。他發現中國人這種相互依存的現象在 水稻種植區 比小麥種植區更明顯,因為自古以來,水稻種植區就更強調與他人分工合作,不論灌溉還是收割都是如此。“在水稻種植區更需要花心思維持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相比之下,小麥種植區的灌溉是靠天下雨,而且自家的麥子自家收。” 海因說。這可能就打造出了一個彼此依賴的文化環境,如何在集體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變得非常重要。

安娜說面子的得失不僅關系到她自己,也關系到她的父母和家人。“對我來說,丟臉并不會產生個體影響,” 她說,“相反,它影響的是我的整個家庭。” 這就讓保住面子的壓力變得格外大。

“我經常會哭泣、難受,但我也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史安妮說。

“我的父母希望我出人頭地,具備獲取成功的條件。與此同時,我還要做到完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代表著你的整個家庭。”

安娜原本決定去電視臺工作,但她很害怕自己的父母會有什么反應,因為這可能不是一個能給家里人長臉的職業。為什么?因為它和模范少數族裔神話相悖。

吳艾倫(Ellen Wu)告訴我們,模范少數族裔神話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才完全顯現。吳艾倫是印第安納大學亞裔美國人研究部門的主任,也是《成功的顏色:亞裔美國人與模范少數族裔的起源》(The Color of Success: Asian America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l Minority)一書的作者。

在那之前,亞洲移民并不受美國人的待見。在19世紀末的第一波來到美國的亞洲移民當中,許多人都是勞工,比如在淘金熱時期來美國的中國移民。他們被視作各種經濟問題的罪魁禍首,因為他們降低了工資標準,而且愿意拿低薪干重活。

很多的亞洲人并不是基督徒,而且文化上的差異讓美國人感受到威脅。亞洲移民吃著奇怪的食物,說著奇怪的語言,并最終成為了歧視性法律的受害者。正如吳艾倫在《洛杉磯時報》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美國人認為中國文化令人作嘔,并且把美國的唐人街視作妓女、賭徒、吸毒者等等下三濫人群的聚集地。”

但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逐漸上升為世界強國,并起身對抗德國納粹、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帝國。在國家宣傳上,美國宣稱相比于敵國,他們就是自由和民主的化身。吳艾倫指出一些針對美國的反宣傳,尤其是來自日本的宣傳,揭露出美國在對待少數族裔的問題上可謂劣跡斑斑,包括歧視黑人,以及把日裔美國人集中關押在拘留營。

“在二戰期間和二戰結束后,美國一舉成為全球霸主,為了打造良好的國際形象,政策制定者不得不關注少數族裔民權之類的問題,并且努力 —— 至少在表面上 —— 做出一些改革。” 吳艾倫說。

針對亞洲人的歧視性法律,比如《排華法案》,就是在這一時期被廢除的。從法律上講,亞洲人終于可以合法移民美國。他們終于可以成為入籍公民。學校和居住隔離措施也開始走向終結。

吳艾倫指出,最重要的是亞裔社群察覺到了這種政治變化,并抓住這個機會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許多日裔美國人紛紛參軍入伍,華裔群體也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她說:“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唐人街的領導者對外努力宣傳華人如何重視傳統儒家思想,重視家庭關系,他們的孩子熱愛學習,他們也不喜歡惹是生非。” 吳艾倫表示,這些觀念隨后被主流媒體相中并進一步放大,因為當時恰逢美國社會焦慮情緒彌漫:青少年犯罪,核心家庭的重要性,傳統家庭性別角色的重要性,和對美國夢的追求。“唐人街領導者的整個宣傳強調中國人非常重視家庭關系和對子女的教育 ——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有遠見。” 她說。 

模范少數族裔神話經常把美國的少數族裔群體放在一起相互比較,并加劇對邊緣群體的種族歧視。

也就是說,模范少數族裔神話并不是白人強加在亞裔美國人頭上的刻板印象,而是這個群體自己積極主動傳遞的訊息。不過,如果這個群體在一開始沒有面臨如此嚴重與持久的歧視,也許他們也不會如此賣力這樣宣傳自己。

吳艾倫認為這種帶有強烈目的性的形象重塑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亞裔群體對打擊非法移民的擔憂,為此他們必須做出反應和回應。“這種公共宣傳迫在眉睫,” 吳艾倫說,“他們是在利用社會自由思潮,借著社會對種族問題和包容性的積極態度,改變自己的形象。”

在模范少數族裔的觀念被整個社會所接受后,意料之外的問題出現了。比如,政策制定者、學者和記者開始把亞裔美國人和非裔美國人拿來做比較。“他們說惹事生非的全是非裔美國人,而亞裔美國人則更加純樸老實,不依賴政府也能自力更生,而且從來不搞事情。” 吳艾倫說,“這成為了模范少數族裔神話的一個重點。它不只是在強調亞裔美國人都是模范市民,忠心、愛國、勤勞努力,還強調他們不像黑人那副樣子。”

這種對比持續至今,而且模范少數族裔神話經常把美國的少數族裔群體放在一起相互比較,并加劇對邊緣群體的種族歧視。它滋生了一種觀念,認為其它少數族裔不如亞裔美國人 “成功”,都要怪他們不夠努力、不夠用心、缺乏正確的價值觀念 —— 而不是因為他們遭到系統性的種族歧視。

為了擺脫過去遭受的歧視,亞裔群體也許幫助催生了模范少數族裔神話,但是把整個族群粗暴地定型為某種形象,哪怕是一種正面的形象,也會帶來很多問題。比如亞裔美國人其實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但是模范少數族裔神話給他們籠統地貼上 “亞裔” 的標簽,并抹消了他們之間的差異。最終。它無視了亞裔美國人遭受的大量偏見與邊緣化待遇,當然他們遭遇的偏見和黑人、拉美裔美國人比起來也很不一樣。

史安妮說,小時候別人經常會夸她:“你的數學這么好,肯定很聰明,你還會彈鋼琴,真是什么都難不倒你。” 這就是一種建立面子的過程,因為這些贊美之詞來自外人,而且它使得史安妮的父母會想要繼續維持這種狀態。身為模范少數族裔就意味著什么都難不倒你,所以面子問題迫使亞裔兒童做什么都要努力表現出一副駕輕就熟的樣子,哪怕事實并非如此。

“你就應該完美,” 史安妮說,“就應該成績優秀,數學成績就應該拔尖。隨著這種 “我們就應該更優秀” 的神話持續發展,每個家庭都急于抹除他們孩子身上的任何缺點。”

這種做法將會給一個人的幸福感造成嚴重影響。“我認為這對一個人的精神健康是極其不利的,因為我們一直被面子壓得死死的,但是說真的,誰又能說得清面子到底是什么東西?” 安娜說,“這是亞洲人強加在自己身上的一種壓力,因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維護面子的重要性。”

因為面子,在亞洲家庭或者亞洲人的朋友圈中,精神健康已經被污名化,并變成了一個不能觸碰的禁忌話題。對精神健康避而不談,加上維持模范少數族裔標準帶來的壓力,可能會導致焦慮、抑郁,并且引發自殺。史安妮說她到了11歲的時候已經精疲力盡了。“我非常的抑郁,” 她說,“我是模范少數族裔神話的典型受害者,因為我在中學期間已經出現自殺傾向,而且沒有人愿意傾聽我的苦惱。”

亞裔美國人通常不愿意報告自己的 精神健康問題,但是根據美國焦慮與抑郁協會(ADAA)的研究,亞裔美國人更傾向于 考慮和嘗試自殺。美國非營利性機構精神健康美國(Mental Health America)發現 亞裔美國人是最不愿意接受精神健康診斷的人。但是在接受過精神健康檢查的亞裔美國人當中,有57%的人獲得的分數都表明他們有輕度到重度抑郁。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很多,但毫無疑問面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ADAA 寫道,尋求幫助 “相當于承認自己有精神健康問題,這將會令他們的家庭蒙羞。”

“亞洲人特別重視面子,而他們之所以會想在學校和社會中力爭第一,百分之百是受到面子的影響。” 安娜說,“我有一些亞裔朋友不如其他人 ‘成功’,他們就會拒絕和任何人談論這些問題,因為他們不想丟臉。”

一項關于精神健康對二代亞裔美國人的影響的 研究 表述得非常明白:很多接受調查的人都感覺 “要達到父母對他們學習成績的期待,符合 ‘模范少數族裔’ 刻板印象的標準” 以及完成其他家庭義務讓他們 “倍感壓力”。

在詹尼佛·鄭(Jennifer Cheang)為精神健康美國撰寫的一片文章中,提到她見過 “聰明健康的個體因為受不了對他們的外形、行為的過于完美的要求” 而走向崩潰。‘模范少數族裔’ 神話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壓力源,當你的社群都認定 “因為你是這個族裔背景,所以你就一定要成功”,那么一旦出現失敗,就將會給你的精神健康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2015年,18歲的哈佛學生唐章浩(Luke Tang)突然自殺身亡,令他的親朋好友震驚不已。根據刊登在《哈佛校報》上的訃告,唐章浩在上哈佛之前是他高中所在區的年度優秀學生,也是美國總統學者獎的獲得者,在新奧爾良市中心給兒童擔任小提琴老師,還曾打入英特爾科學獎(Intel Science Talent Search)的半決賽。他的自殺絕非個例,包括康奈爾大學、麻省理工大學、耶魯大學在內的諸多精英學校都出現了亞裔學生自殺的事件。

唐章浩的悲劇催生了一部名為《尋找盧克》(Looking for Luke)的紀錄片,很多年輕的亞裔美國人在看過該片后,都主動和自己的家人朋友談起了精神健康的問題。“我完全不知道,我相信他的很多朋友也都不知道,原來他一直這么痛苦。” 唐章浩生前的好友在記錄片中說道。為了紀念唐章浩,哈佛大學師生舉辦了一個名為 Let's Talk 的大會,專門探討亞裔美國人的精神健康問題。這個一年一度的大會至今仍在舉辦。

當你的社群都認定 “因為你是這個族裔背景,所以你就一定要成功”,那么一旦出現失敗,就將會給你的精神健康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Plan A Magazine》是一本專門給亞裔美國作者提供寫作平臺的雜志。曾經參加過 Let's Talk 大會的喬治(George Qiao)在該雜志的一篇 文章 中就提到亞裔美國人如何應對精神健康的問題。通常認為導致年輕一代精神健康問題的主因是嚴厲的家教和不合理的期待。在一些美國人看來,“虎媽” 會對孩子造成很大的精神傷害。

但是專家們認為真正的問題遠比這更加復雜。早在模范少數族裔神話出現之前,中國人就一直非常重視教育,自古如此。中國的科舉考試可以追溯至一千多年以前,中國人對面子的執著也有著同樣悠久的歷史。與其和這種數千年來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硬碰硬,倒不如在其它地方尋找解決方案。

正如喬治在文章中寫道:“我們不能再一味的認為亞洲式的家庭環境和亞洲文化對于亞裔美國人造成危害……我們應該認識到,真正的罪魁禍首是模范少數族裔神話、‘永遠的外國人’ 偏見(perpetual foreigner)和東方主義刻板印象,是這些東西對我們造成了壓迫。”

吳艾倫認為,有一些亞裔美國人依然在努力貼合 “亞裔美國人是一個勤勞群體” 這樣的刻板印象,并相信他們就是靠拼搏才獲得了今天的社會地位。而有些人則想要顛覆這種刻板印象。“從某種程度上講,在這個亞裔美國人形象的問題上,亞裔美國人內部也存在分歧和斗爭。” 吳艾倫說。

當亞洲人被宣傳成為了模范少數族裔 —— 先是亞裔美國人自己這么宣傳,然后被西方人放大 —— 面子就開始作祟:為了保持這個形象,他們不得不承受壓力。需要強調的是,亞裔美國人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群體,包含了各種不同的文化,這其中有傳統意義上的 “成功者”,也有很多并不成功的人。也許我們應該意識到,任何人都可能會在重壓之下走向崩潰,這樣關于精神健康的討論才能夠正常化。

克麗絲蒂認為年輕一代對這個問題的討論越來越多。“很多我這個年紀的人都在想辦法沖破牢籠,” 她說,“我看到我的朋友在這么做,我也在這么做,我們在努力透明化,尤其是在精神健康的問題上。”

史安妮現在在上藝術學校。她說經過這么多年,她的父母終于意識到她的精神健康問題,并且允許她去追求自己真正的夢想,哪怕這并不符合 “模范少數族裔” 的職業道路選擇。史安妮的媽媽現在甚至會向其他東亞裔父母普及精神健康意識,但是史安妮依然會擔心失敗,擔心丟臉,她覺得這種擔憂可能會伴隨她終身。

“身為某個族裔并不會讓你天生高人一等,” 她說,“但是人們依然在傳播這樣的錯誤觀念,并使得許多父母要求自己的子女奉行這樣的價值觀。這是一個內部自洽的惡性循環,也讓我們難以跳出桎梏。因為它影響的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整個亞裔社群。”


*因涉及敏感信息,文中隱去受訪者名字。

Translated by: 英語老師陳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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